1951年10月1日深夜，正值全国庆祝“国庆两周年”的时刻，毛主席收到了来自朝鲜战场的急电。此时，志愿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，正与美军展开激烈的“秋季攻势”对抗。面对日益严峻的战况，彭德怀在电报中紧急建议国内开始准备“七项战备工作”，其中就包括了开始制定军衔制度的计划。
彭德怀的提议，源自于战场上暴露出的一些实际问题。与过去的解放战争和抗日战争不同，抗美援朝的战争规模更大，尤其是“大兵团作战”达到了新的高度。到1951年10月，志愿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了110万人，远超解放战争时期任何一支野战军的兵力。各部队来自不同的军区和野战军，建制和管理制度复杂多样，给指挥和调度带来了极大的困难。很多时候，部队是临时组建，战斗中缺乏统一的军衔标识，给指挥造成不小的麻烦。彭德怀深知，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军衔体系，以明确战场上的上下级关系，提高指挥效率。
展开剩余76%然而，作为从井冈山走出来的老红军，彭德怀一度对军衔制度心存排斥。因为在红军时期，“官兵一致”的理念一直被强调，军队标识的区分有可能影响到军队内部的平等关系，甚至妨碍战士与百姓之间的联系。尽管如此，彭德怀最终站在了军队实际需要的角度，认为建立军衔制度是提升战斗力和指挥效率的必然选择。实际上，早在抗战时期，彭德怀就曾提出类似建议。1939年4月，彭德怀与朱德共同向延安请示，建议借鉴国民革命军的军衔制度，建立军队的职务等级。
延安方面采纳了这个提议，并在八路军内部实施了职务军衔的规定。尽管随着战争的推进，八路军的干部职务晋升迅速，原有的职务军衔体系也随之出现混乱，但这一改革却为战时的部队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。然而，由于战时局势紧张，尤其是进入“百团大战”后，部队的分散性和游击性使得评定和实行军衔变得非常困难。1942年，鉴于战局严峻，延安决定暂停这一计划。
1945年抗日胜利后，国内进入了“和平气氛”较浓的时期。此时，解放战争的局势逐渐升级，彭德怀等人再次提出了军衔的评定问题。1946年，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爆发，军衔问题再次被搁置。而随着1948年底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统一编制，军衔问题重新提上日程。
经过长时间的准备，特别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，军队的规模和指挥要求进一步增加，彭德怀感到没有军衔体系的弊端日益显现。1951年，志愿军参战一年后，彭德怀再次向军委提出了实施军衔制度的建议，并特别提出，应先制定“职务识别”系统来适应当前的情况。此时，军队中许多指挥官与美军的高级军官相比，缺乏明确的军衔，甚至在外交事务中也处于劣势，这使得军衔制度的建立显得更加迫切。
毛主席收到彭德怀的电报后，认识到建立军衔制度的必要性，尤其是对于军队的管理、协调与外部谈判的便利性。随着1952年彭德怀因病回国治疗，他主持了军委日常工作，并与罗荣桓等一起，积极推动军衔制度的落实。到了1955年，人民军队的军衔体系终于在经过充分准备后，正式出台。
虽然彭德怀对设立军衔制度做出了巨大贡献，但在个人层面，他始终保持着朴素的态度。1955年9月，人民军队首次大授衔时，彭德怀被授予元帅军衔。然而，他并不热衷于这个荣誉。曾多次提到，他并不需要这种象征性的“牌牌”，并且认为自己并不配得上元帅这个称号。即便在正式场合，彭德怀也很少穿上元帅服，更多时候，他宁愿保持朴素和简洁。
他的这一态度，展现了他作为一名老革命家的高风亮节，也反映了他对军衔制度的理性看待。即便在获得元帅军衔之后，彭德怀依旧保持着他一贯的谦虚和低调，不以身份论高低，而是以实际行动和对革命的忠诚作为衡量自己的标准。这一精神，成了他为人民军队设立军衔制度的深远背景下的一个重要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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